同时，鉴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不明，社会中的许多道德问题被法律化，甚至会出现通过刑法和刑罚强制执行道德的现象。
(47)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的狸貉异同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同样没有聚合性的语言实践或客观的事物本质可以依赖。
(29)前引(11)，克莱默书，第23页。区分是否可能，只取决于人们在多数时候能否将不同的实例区别开来并正确地归类，而不取决于是否存在被一致赞同的区分标准。前三种意义属于实然意义，对这三种意义的讨论，将在澄清其各自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回答什么样的活动可以算作探究这些意义的活动。正因如此，立法目的、内在道德、外在道德与社会后果，通过法律后果与法律概念的内涵关联在一起，使得基于这些因素的相关思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种意义探究活动。在文义可能性标准的背后，是防止司法专断与保护合理预期的理想。
(58)参见前引(54)，德沃金书，第10l页。明确解释与续造的区分标准的动因之一，正是为了能够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解释与续造各自的性质与过程，以及它们分别应当如何进行。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中国司法摸索出了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调判结合机制、案例治理及道德说理等方式，它们能从不同角度回应形形色色的道德压力。
当司法迈进回应型阶段时，单纯适用法律已不再是司法的核心功能。否则，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式回应会使司法和法官陷入更大的道德争议漩涡，非但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反倒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被动性强调的是法官在程序上的被动，不主动、积极介入到纠纷之中，只有在当事人或检察院启动诉讼以后，司法才开始接受并解决纠纷。中国司法强调一切为民的人民性，内在地要求司法应适时适度地回应来自人民群众的社会关切。
司法的被动性并不意味着司法绝对不能发挥主动性。再次，进入讨论的核心内容，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展示中国司法应对道德压力的特点，以及其在总结长期经验基础上开创的独特路径。
其次，中国司法具有人民性。十九岁的女孩和三岁的弟弟这种独特身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反过来，裁判的可接受性会给司法施加一种道德压力。在多数时候，若无道德冲突，法官更多地从事第一类工作。
相反，在一些道德争议轻微或影响较小的案件中，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法院或法官介入到对特定道德争议问题的解决当中，则属于被动回应。说到底，司法在回应社会中的道德情势的时候，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实现良好的裁判效果。有些道德的要求比较低，故而具有可普遍化的能力。二是社会基本道德压力与社会美德压力。
最后，无论司法采纳何种路径或方法论回应道德，都应坚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为此，要尽可能防止在回应道德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和偏差。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司法在回应道德时，应把握一些基本要点。
通过观察道德压力的不同实践形式，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司法在面对不同类型的道德压力时的不同处理方式。压制型司法虽然要对压力进行回应，但这种回应不仅往往是被动的，而且主要是通过一些司法行政甚至非法律性手段来完成的。
笔者在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中共检索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1077件。但适用政策也要考虑当前的社会整体道德状况。对于关注度高、影响大、裁判不统一的问题，适宜通过指导性案例、专题性案例和案例群来加以回应。然而，司法回应并不意味着任意而为，它应尊重客观司法规律，在司法的应有边界内活动，坚持以必要为前提，理性、客观、精准、适度回应社会道德关切，以谨防各种风险的出现。以家事审判为例，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离婚及子女抚养权问题的处理，法院通常先进行调解，甚至有时会根据需要作多次调解工作。一方面，无法在短时期内说服公众认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迎合民意提起再审，司法决策的出尔反尔，对司法权威的自我颠覆，代价同样巨大。
当事人出于对裁判结果的不满，会向法院施加道德压力，要求法官按照自己的道德期待作出裁判。此外，司法政策相对灵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可随时对其作出调整，因此，其适用具有较强的优势。
修辞能够引起人们对某一立场的领悟和精神共鸣，使更多的人在对规范内容和案件处理结果具有不一致的理解的同时赞成某一法律命题。将道德作为裁判说理的重要辅助，有助于让人们在道德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达到消解道德压力的效果。
但是，这种回应性或能动性并不是任意的或无限度的，法院是司法机关，法院的活动是司法活动，应当注意遵循司法的规律。调解是一种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其虽然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但调解的达成主要取决于各方当事人的意愿。
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这个意思。司法的社会回应或社会治理功能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最后，司法具有道德性。一系列频繁映入公众眼帘的热点、复杂、疑难案件，突显出了法律和社会道德关切之间的冲突。
比如，关于救不救扶不扶等社会公众非常关切的问题，为了减轻救助者的后顾之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法典》好人条款作出细化解释：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受害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受益人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而一旦法律出现不确定的情况或其与道德冲突，法官将转向道德论证。
恰如司法能动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司法可以坚持一种消极的能动主义（negative activism），尽可能限制司法官员的行动。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过程中，中国司法初步形成了一套回应社会问题的机制。
很显然，司法能动所面临的一般问题及批评，同样适用于道德回应型司法。而后者则在食品和药品安全引发全社会道德关注的情况下，重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
第三，其强调程序和形式正义。将本应提倡的美德当作义务性道德来执行，会导致司法强制，并不符合法治。有鉴于此，司法必须妥当地运用那些回应社会道德关切的机制，并设法调控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以实现一种司法与社会互动的良性局面。沿着道德判断所得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道德合理性，但在很多时候可能会偏离既有法律。
可以说，无论是对于群体性民意道德压力，还是对于个体性道德压力，调解制度都能够得以运用。不同点也很明显：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
为了解决这个道德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24号指导性案例，明确了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构成过错，不得以此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其坚持主动回应与被动回应相结合的工作原则。
首先，司法具有能动性。由此可见，自治型司法几乎不具备回应性的能力。
